醫院管理局擁有數百萬病人的醫療大數據，詳細記錄每名病人的病歷、住院時間、手術、用藥等資料。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利用這些資料作分析研究，不單可以為病人找出治病良方，還可以為醫療系統把脈。

醫療大數據，究竟如何惠及病人？

醫管局上世紀開始推行電腦化，最初只為方便儲存，當資料愈存愈多，大家開始發現，病歷檔案配合其他資料可以優化醫療系統，例如配合藥物資料庫為病人選擇藥物。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系主任黃志基教授舉例說：「一名病人，病歷記錄他的腎功能有問題，而藥物資料庫則記錄了影響腎功能藥物，醫生和藥劑師一按電腦，就知道病人適宜或不宜用哪些藥物。」

但醫療大數據的威力不止於此。

統計數字 還抗抑鬱藥清白

過去有報告指出，孕婦服用抗抑鬱藥會增加嬰兒患上ADHD（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風險。黃志基對報告有懷疑，於是利用醫管局的數據尋找答案。他從大數據找出曾經患有抑鬱症的孕婦，並分成兩組，一組在懷孕期間持續服用抗抑鬱藥，另一組則在懷孕前停藥；再從數據庫中找出兩組孕婦分娩6至12年後，她們的孩子患ADHD的情况，結果發現兩組並沒有分別。

「可能是孕婦本身得疾病或基因，增加胎兒患ADHD的風險，而不是抗抑鬱藥導致。」這個結果就提醒患抑鬱症的孕婦不要胡亂停藥，因為這可能會引致情緒失控，對孕婦本身和胎兒產生不良影響。

心房顫動患者「漏」服薄血藥普遍？

黃志基又對心臟科藥物作研究，並從大數據中發現：心房顫動的患者，很多都沒有服用薄血藥。「薄血藥有助心房顫動患者預防中風，但病人為何沒有服藥？」黃估計是醫生或病人擔心薄血藥的副作用，會增加出血風險；或是病人認為戒口很難，因為很多食物會影響薄血藥藥效。

無論如何，心臟科醫生要將沒有服藥的病人召回，提醒及教育他們服藥，若病人出血風險較高，就處方新一代薄血藥。這樣可以減少病人中風風險，亦減輕醫療負擔。

發現長者多無謂配藥 徒添負擔

在老人院舍的老人家大都有長期病患，人人都服用大量藥物，護士要花大量時間配藥。怎樣改善？

黃翻查病歷和藥物數據，發現為數不少的老人都在服用精神科藥物，其實很多都並不必要。他舉了外國的例子：一名老人因感染入院，其間出現幻覺、妄想，醫生因而處方精神科藥物；但當感染清除後，醫生並沒有停止處方精神科藥物。另一個老人情况相似，他因病入院期間有便秘，醫生處方瀉藥幫助排便，但之後每次覆診，醫生都繼續給他瀉藥。由此一來，請醫生評估老人的病情和藥物後，病人可減少用藥，而護士配藥的時間亦減少，可投放更多時間照顧病人。在外國，醫療團隊已經使用大數據找出高風險病人，作出藥物管理，從而降低不良藥物反應。

濫用ADHD藥物？還是用藥不足？

另一個與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主導的研究，通過大數據發現，全球多個地區的ADHD藥物使用量持續上升。藥物使用量急增，曾有人懷疑是醫生過度用藥。黃志基解釋，香港的數據顯示，2015年每69名兒童就有一個使用ADHD藥物（約1.45%），「而兒童及青少年ADHD的發病率約為5%至6%，約2%需要用藥，所以研究數據顯示並沒有過度用藥」。

黃志基指出，利用醫療大數據是全球大趨勢，政府、大學、藥廠都利用大數據分析研究；北歐國家甚至把醫療大數據與法庭數據合併研究，發現ADHD病人用藥後減少衝動行為，同時減少犯罪。黃志基早在20年前就於英國啟用醫療大數據，並於5年前開始使用香港醫療大數據。他指出香港有一個很大優勢，就是醫管局轄下所有醫院都用同一套電腦系統，資料互通，自1993年開始儲存了大量病人數據，是一個龐大的數據庫。

需完善審批制度 保護病人私隱

不過，大數據就像雙刃刀，涉及病人私隱，黃志基說必須要有完善的審批制度。他以英國為例，政府成立了一個擁有3500萬的病人數據庫，但刪除了所有病人名字和個人資料。世界各地的大學、藥廠，甚至美國藥品及食物管理局（FDA）也可以申請使用數據來研究，不過申請必須經一個專家委員會審批，必須合乎倫理、有科學根基，並要保護病人私隱。曾擔任這個專家委員會成員的黃志基舉例說，當他使用這套數據做腦癇症研究時，發現有病人死於一種罕見疾病。由於100萬病人中只有一例，這項研究報告一旦公開，很容易暴露病人私隱。專家委員會最後決定，批准取出數據研究，但研究報告不能公開發表病人死因，只將報告提交英國政府。

[文章及圖片轉載自明報 12/11/2018 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