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藥劑部如戰場，每小時逾百名病人等候取藥，穿白袍藥劑師人手不足，數十秒內要從窗口將一大包藥物交給老人家、完成指導食藥。

另一邊廂，藥劑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要到藥廠做銷售員、市場營業部。本地藥劑業正面臨如此兩極的矛盾情况，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藥劑師蘇曜華認為最令人難過，是見到好多病人因為不理解食藥指引，而延誤治療進度。

他苦笑：「好多新入職醫院的藥劑師其實好想講解畀老人家聽，老人家一句『多謝，我明咗好多啦。』對我們來說，回到家冲涼時想起已經覺得今天是好滿足的一日。但是病人數目實在太多了，我們真的應付不來。」

神科生揾工難

10年前藥劑科曾被封為神科，因為當時網上流傳公立醫院駐院藥劑師起薪點接近4萬元，因此中大和港大藥劑學收生成績要求都甚高。不過幾年光景後，藥劑畢業生卻出現求職難題。蘇曜華指出，現時本地註冊藥劑師3400個，市場出現藥劑師過剩的情况，歸咎2010年歐化事件有關。2010年歐化藥廠生產的痛風藥「別嘌醇」受毛霉菌污染，多位病人服食後死亡。政府因此成立檢討委員會，衛生署其中一項建議，是將原先規定註冊藥房營業12小時內，至少8小時要有藥劑師駐守，改為須要藥劑師全天候駐守。「2012年開始中大收風，未來藥劑師需求會大幅增加，因此增加藥劑科學額。香港大學2009年又開辦第一屆藥劑學科，導致近年有大量藥劑師畢業生湧現。」

豈料新例在遞上立法會之前，遭到社區藥劑師反對，「他們說我們現在搵4萬元薪金，你要請多一更藥劑師，人工會削減。」

但公共衛生研究社召集人陳盈卻覺得「藥劑師人手過剩是一個myth」，問題在於過去二三十年香港都是用醫院為主導的方式去處理，醫生權力過大，包攬處方和配藥權力。

現時英國藥劑師和護士角色一樣，除了可以改藥、執藥，還可以作獨立簡單診斷。「所以其實是不是藥劑師真的人手過剩呢？當年開了這麼多學額出來真的錯呢？其實不是。真正錯的地方是我們制度沒有改到，去完全善用到這班藥劑師囉。」

善用人才 由社區入手

蘇曜華和陳盈都認為要發揮藥劑師的才能應從社區入手，陳盈指出其實染上小病，更快捷、有效的方法是到家居附近的社區藥房買藥，藥劑師會了解病徵、開藥和指導食藥方法。「例如一些哮喘吸入劑藥物，不是單純吸入就可以，而是要有些步驟，例如要按掣到最底，然後hold住3至4秒。好多時醫生無時間教你，如果使用得不對或會有副作用，其實都是無幫助到病人。」因此，她認為要提升病人服務質素，應該要有高質素的社區藥房，和給藥劑師空間去做。

善用資源分流病人

醫管局2014年中曾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將公立醫院一些病情穩定如糖尿和高血壓病人，轉介給家庭醫生跟進處理。病人既不用回公立醫院排隊，亦可運用社區資源，「一雞兩味」。原來當時亦有人提出考慮由社區藥房提供類似私家診所的服務，「如果成事其實是一個好好的介入手段，公營機構即醫管局花一批錢向社區買服務，病人可以到社區藥房問藥劑師問題，社區藥房因而袋了一筆錢，有穩定收入，而由於要向政府收費，亦必然要遵守公營的制度和條例，從而提高社區藥房的質素，可惜最後政策不了了之。」

蘇曜華稱，由於病人愈來愈多，公營體系的覆診期開始增長，每次供應給患者的藥物甚至長達32個星期，「好多問題浮現，例如公公婆婆血壓高，醫生一次過開出4、5種血壓藥，隻隻劑量都好輕。以前血壓藥得幾種，治療好簡單，一粒降不到血壓就兩粒，兩粒唔得就加到3粒，一路食上去的。但現在有好多種降血壓藥，同時食幾種輕劑量的副作用其實最低。但好多老人家覺得自己要食4隻藥，即是病情好嚴重，驚將來無藥醫。於是自己覺得當天情况好點，就只食兩隻，如果這天心跳快、暈暈哋，食3隻，而不是醫生建議食的4款。有些謬誤令病情差下去，藥劑師都好想花時間講解清楚，醫生一定是有根據才開4種藥，因為隻隻都輕，當你再嚴重點，我們還有更多板斧，可令到他們安心。」

去年特首林鄭月娥聽取了藥劑業界的意見，由食衛局長陳肇始領頭開設葵青康健中心，「雖然只請一個藥劑師，但至少容許藥劑師開始和當區的病人打交道、建立關係。」他滿懷希望地說相信未來政府會將康健中心擴展到不同社區，屆時就有需要聘請大量地區藥劑師幫忙，「所以我對未來前景其實都是幾樂觀的。」

開慈善藥房 三折售長者

與蘇曜華做電話訪問，那一端傳來磁性溫柔靚聲，記者剎時明白為何他有個花名叫「藥房鄭子誠」，他在公立醫院開咪叫病人取藥的聲音，被網民形容為「似綠洲咁充滿氧氣」。與他聊天是一種享受，思路清晰、談吐溫文，同時真誠直率。記者問他最初入行是為了幫人嗎？他卻不諱言：「為搵錢架咋，其實講事實真的無所謂。」

在英國念中學，自問沒什麼夢想，拿着幾條A的成績就想着念一些難入的學科，確保未來收入穩定，最後決心報讀藥劑系，之後回流香港執業。他說自己是一個不怕蝕底的人，上司吩咐他在外開講座、做義工他都去做，「當時認識了好多不同的人，一位退休社工陳炳麟帶我探訪長者，我見到好多老人家連飯都無得食。」他直言這個經驗成為人生轉捩點，令他開始嘗試幫助基層。「我會更加明白，個人變得更謙卑，自己不是高高在上，要關顧番好多貧困的病人，這是我的感受，我不介意做多點。」

2009年起他和聖雅各福群會合作，每個月底找來10個藥劑師，為陳炳麟找來的100個病人跟進食藥狀况，「做了一年發現，為什麼他們的膽固醇藥不是日日食的？而是隔日食？最後發現那時正在推行《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簡稱藥物名冊），當時部分膽固醇藥是自費藥物，他們負擔不到，所以要隔日食，減低開支。」

當病人連藥費都負擔不起時，他們就想出開設慈善藥房的解決方法，陳炳麟找來善長開出50萬支票，蘇曜華游說藥廠平價賣藥，「概念真的好新，當時傾了兩個月才『R』到第一間葛蘭素史克藥廠願意合作，以三折賣藥給長者和綜援人士。當時賣得最多是肝炎藥，由25元一粒，變成三折，都算叫做開創先河。」他自詡成功游說合作是因為看準藥廠心理，他見到藥廠未來的藥物生產計劃，顯示之後全部都是出產標靶藥和癌症藥物，售價都非常昂貴，醫管局根本無法負擔買藥，而明明有藥醫，但病人卻又享受不到。「我就說3萬元一個月，阿茂食到咩？1萬5就得啦，好多中產都食到。你平價賣給我們，當做廣告囉。現在發展到差不多間間廠有新藥都會問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要不要合作，真的幫到一班貧困病人。」

蘇曜華不斷重申慈善藥房以優惠價出售予有需要人士的藥物，只限藥物名冊裏面的自費藥物，主要是近乎天價的標靶藥和癌症藥物。而香港大部分長期病患的藥物根本不貴，「香港藥費直情平到爆炸，國內人來到香港會覺得奇怪，為何你們香港會行共產主義的藥物制度（所有公立醫院藥物都由醫管局出資購買）。但國內雖然行社會主義，去到藥物就行資本主義，病人要自行負擔藥物成本價。」

醫藥分家傾足三十年？

然而，病人看私家醫生總有錯覺以為藥費高昂，動輒數百元藥費才能出門口，蘇曜華解釋是因為香港未有「醫藥分家」政策。

「醫藥分家」是指透過法例規管醫生只有權處方藥物，不能賣藥，而配藥和賣藥的工作由註冊藥劑師負責。現時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已實行醫藥分家，「為何外國會有醫藥分家制度，主要是權力平衡，好多時私家醫生完成診斷後開藥，過程亦都因為有買藥的錢銀利益」，而由於公立醫院每花一分一毫都是市民的血汗錢，所以治療開始時一般先用上平價藥，當病人不適用，才轉用貴一點的藥物，一級級上，不存在胡亂用藥。

「而私家醫生不會用平藥的，例如平的買入價兩毫子一粒，賺50%都是賺一毫子。如果貴藥3元粒，賺50%，都已經賣4.5元。醫藥分家可以制衡利益，令到醫療系統不會偏重醫生當道。」

其實香港早在30年前就開始討論「醫藥分家」政策，卻招來私家醫生和社區藥劑師反對，「後者比較滿足現狀，現在不用多做都有3萬元。因為好少有人會拿着藥單去社區藥房，唔想搞咁多。」不過，他亦認同不急於在現在推行「醫藥分家」，「應該先做好地區康健中心，因為現時八成公營機構病人都是長者，當務之急是讓公立醫院外判藥劑部服務到社區藥房。」他以韓國經驗為例，病人在醫院求醫後，會拿藥單到社區藥房，藥房以機器包裝好藥包，「一格格好像廁紙，早午晚各一包，病人不會食少或食多藥。」同時，這樣可以確保病人到社區藥房可以和藥劑師傾偈，有何副作用都可以通報醫院。同時如果他出現太瘦的情况，社工可以跟進送飯等其他服務。「一舉三得，不用排隊等咁耐；有人關心他們，可以提供更多服務；第三如果有自費藥物，可以向機構基金申請援助，我們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沒人口政策 談何改革醫療

談到藥劑師士氣，他嘆一句：「工作量的確是會殺死人的。因為睇番以前無咁忙時，是可以多點和病人傾偈，忙時只想快點打發他走。無論是藥劑師和護士，面對不停收症，病房愈來愈窄，行路都有困難，怎會開心呢，所以策劃和管理層規劃是好重要的。」他常說流感年年都預了爆發，為何年年都要加帆布牀？為何公立醫院2004年2萬7千張病牀，十年後一樣，但人口多了8%？「管理層要想想可以怎樣幫前線，是不是唱吓歌，食魚蛋就搞掂呢？」

記者愚問會不會是政府連對付流感都束手無策，他堅定地說：「政府當然是有能有力，北大嶼山新醫院好多病房病牀未開，為何不分流病人過去？因為醫管局不敢多請護士和醫生，政府沒有多派資源給醫管局。」他無力地說：「好難着力。明明就是一些幾十年的問題，一路無改變。人口政策你無，你點可以搞得好教育制度，搞得好醫療制度呢？如果你知道未來國內來香港的全部都是65歲以上，你咪快點建醫院和老人院。但你不知道，如何規劃？」

[文章及圖片轉載自明報 05/08/2019 連結]